家事

三个医生的困惑


生活就是选择。刚做完一个选择,下一个选择,又摆在面前。

父亲患的是星形细胞瘤,这是一种恶化相对缓慢的癌症,神经肿瘤医生建议做放疗和化疗。这种肿瘤不能治愈,但是可以通过治疗使他保持能力达数年,甚至可能恢复一部分能力。

最后,什么好转都没有。那个冬天,父亲的体重降到不足六十公斤。

孤独

专家一直指望肿瘤会缩小,症状随之减轻。术后半年复査,医生说:“肿瘤长大了。”影像片子显示,肿瘤已经扩展到脑部,难怪父亲一直耳鸣、眩晕。

我和父母三个人都是医生,但是,我们难以跟进讨论。因为选项太多,每一种可能的方案,都有太多的风险和好处需要考。

我说:“如果肿瘤继续长大,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?”

女肿瘤医生说,他的上肢末端会越来越乏力,下肢末端的乏力感也会加重,胸部肌肉乏力所导致的呼吸功能不全,将很难获得足够的氧气,那是更大的问题。

我父亲问道:“会很不舒服吗?”

她说不会,就是会觉得疲乏、嗜睡,颈部疼痛和全身性刺痛可能会加剧。肿瘤发展到牵涉关键神经时,可能会发生吞咽困难。

我问在治疗和不治疗两种情况下,发展到最后的这个阶段,分别要多长时间。

她说:“很难说。”

我追问:“不做治疗的人,最长多久、最短多久?”

她说,最短三个月,最长三年。

治疗呢?

她说,最长可能三年多。如果治疗的话,平均时间应该会长一些。

我父亲决定考虑一下这些选项。

回家后,父亲仍然不能确定怎么办。他接连摔了五六跤,腿部的麻木感更严重。他开始感觉不到脚的存在。

两天后的一个上午,我接到母亲的电话。当日凌晨两点,我父亲起床,上卫生间,由于支撑不住,倒了下去。好在铺了地毯,他没碰着头。但是,他没法站起来,他的手臂和腿都太虚弱。她努力想把他弄回床上,但是,他太重了,他们决定等到第二天早晨,再找人帮忙。

她把毯子和枕头扯下来,陪他一起躺在地上。她患有严重的膝关节炎,已经75岁。早晨8点钟,家政工来到家里,扶我母亲站起来。然后,两人一起把我父亲扶到床上。

“我好害怕。”他对我说:“我要瘫痪了。我不想经历这一切。我宁肯死,也不愿意受这个罪。”

我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。

那天傍晚,我赶到雅典的时候,父母正坐在餐桌边吃晚饭。回顾几个小时前瘫倒在卫生间地上的情形,他们已经把它当成趣事。

我母亲说:“我已经好多年没在地上睡过。”

我父亲说:“很浪漫。”声音里带着咯咯的笑声。

我努力想同他们一样,显得轻松一些。眼前的这个人,跟我几个星期前看到的相比,完全变了一个样子。他更瘦,非常虚弱,口齿时不时有些含糊。他往嘴里送食物,变得很困难,饭菜都弄到衬衣上。他需要别人帮助,才能站起来。眼前的他,似乎变老了。

那天,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瘫痪对他意味着什么:连最基本的事情,站起来、上卫生间、洗澡、穿衣服,都变得困难起来,我母亲没办法帮他。

晚些时候,我同父母坐下来。

我问道:“我们要怎么照顾你,爸爸?”

母亲说:“也许他们可以给他化疗。”

他严厉拒绝:“不。”仅仅是类固醇的副作用(出汗、焦虑、无法思考、喜怒无常),他都难以忍受,他没觉得有任何好处。他不认为一个完整的化疗疗程,能达成任何医学意义上的改善。而且,他不想要那些副作用。

深夜,我帮着母亲把他扶上床。我同她讨论,哪些是他需要的帮助。他需要护理、病床、防止褥疮的充气床垫、防止肌肉僵硬的理疗。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疗养院?

听到这个建议,她惊得目瞪口呆。她说,绝对不要。她有朋友住在附近的疗养院,他们的状况,令她惊骇。她无法想象把他送去任何一家疗养院。

我们来到岔道口,面对的是无法解决的问题。我们固执地相信,我们面对的问题,并非不可处理。除了下一次麻烦来袭时打求救电话,除了把自己拱手交给医学解决问题的逻辑和趋势,我们还能怎么办?

我们三个人,加起来总共有120年的行医经验。这对我们仍然是一个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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